摘要：人们很可能以为梁氏是头脑发热，不着边际。 ...

它既不承认私人主体与国家之间地位的平等性，也不承认私人主体与国家之间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机会的平等。

在成文宪法中对保护家庭个人的隐私权（如婚姻的决定权、堕胎权）并未明确规定，而在今天却成了宪法权利，对这些权利的干预就是违宪，这在原初含义的文本主义者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41]无论是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法官还是保守主义的法官，其实都是对宪法条文所蕴涵的基本道德价值的不同理解出发的，政治上保守的法官 自然 会用保守的道德观点来解读抽象的宪法道德原则，而信奉自由主义的法官则自然会用自由主义的道德价值来解读宪法的道德原则。

[28] 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at 357. [29] Id. at 359. [30]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2000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t 1. [31]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翟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3页。德沃金指出：我们可以用历史主义者指称那些叫做解释主义者的人，而一个历史主义者的宪法审判风格就是把合理的宪法解释限制于表达起草者（framers）的历史意图这一原则之内。由于道德解读是将 政治 性道德带入了宪法性 法律 的核心，而这种政治性道德内在地蕴涵着不确定性和歧义性，因为，只要是道德，不管是什么样的道德，都是有分歧的，因为不同的阶层、利益集团或政治派别皆有其不同的道德观念和道德价值的衡量标准，立法者、法律的实施者、律师和公民都会基于各自不同的价值评判体系理解而作出不同的解释，那么对任何把这样的道德原则纳入其法律之构成部分的政府体制而言，都必须决定谁对道德原则的解释和理解更具权威性。[14] 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at 360. [15] [德]黑格尔：《法 哲学 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仅从六法全书之命题看，德沃金所关注和探研的问题——权利、原则、法律解释、生与死、自由以及平等——都是概念极其抽象、内涵极其丰富、问题极其深刻、影响极其深远的宪法道德哲学命题，这些德沃金式的概念范畴构成了整个社会宪政之基本框架结构。

严格意图主义是把解释的任务仅仅限于对立宪者的意图以及宪法通过时的人民的意图。每一个时代的人皆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原则、目的、价值之矛盾中，人的生活注定是一种混合的产物，有时甚至是无逻辑的，各种道德与社会价值往往对立存在，这就需要判断与价值衡量。2公民不理性的维权方式频繁见诸报端，凸显出公民权利观念的不成熟。

未列举权利首先是权利，是对社会成员紧迫而重要的利益诉求的肯认，由此构成宪法的目标承诺。在现代法治国家，宪法是具有最高权威的权利规范载体。四、作为宪法努力实现的目标的未列举权利 从逻辑上讲，宪法未列举权利对应着列举权利。而且，此种转换要符合罗尔斯所理解的帕累托效率标准，即，增加部分群体的福祉，不能以降低其他群体的福祉为代价。

它非但无助于明确何种诉求可为权利，反而会将权利置于自说自话式的主观思维中，使得本具有厚重道义力量的权利话语，极易沦为个体可疑利益诉求的包装，不但给宝贵的社会资源分配带来强大的道义负担，还可能因其示范效应而助长更大范围的不当利益诉求的气焰，进而加剧本已严重和频繁的利益冲突。但自由权作为一种消极权利，是否需要国家支出呢？自由权是防范国家的侵犯的，实际上，防范国家侵犯的界定国家权力边界的正是宪法，而且，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实现，远远不止消极地界定国家权力边界那么简单。

提供促进教育和卫生来促进市场的正外部性，提供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措施来抑制负外部性。六、结论 宪法与社会结构的适应性，是宪法有效性的一个重要维度。由此追问，为何要通过宪法来列举权利？有些权利为何没有被宪法列举？进而，宪法列举权利和未列举权利之间到底有何不同？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关注构成本文的主体，对它们的回答，可以揭示权利的宪法内涵，也可为当下宪法所面临的诸多责难提供一个自洽性的解释。参见徐祖澜：《公民闹大维权的中国式求解》，《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4期，第29-30页。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稳步推进、系统筹划的过程，就当下而言，与之相关的迁徙自由，在城市化推进的情景下，虽极大关涉公民的切身利益，但绝非现有社会结构所能完全承受的。这才是宪法列举权利的真正内涵。在实质性的层面上，通过宪法列举，意在表明宪法担负有促使这些权利实现的义务。此种与利益挂钩的话语，注定是高度主观化的，因而必然流于空泛。

宪法列举权利，历经了诸多争端，其中尤以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美国宪法为典型。就此而言，未列举权利作为宪法努力实现的目标，是对权利话语的限缩理解，防止其因规范内涵的缺失所致的广泛包容性损害到成文宪法的权威，有效地克服了它的滥用倾向。

义务与权利绝非简单的工具关联，如果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公民义务还承载了维系社会存在、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重任：如果说公民基本权利是从人的维度对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认可，那么公民义务则是从社会（共同体）的维度确认了那些旨在维系社会（共同体）存续、以确保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则。可见，把最重要、最为核心的人权，或获得共识的人权，通过宪法予以宣示，是宪法列举权利的初衷。

最低限度标准权利，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权利。这一主张带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其所蕴含的逻辑是：法律(宪法)之外没有权利，保障人权始于权利的法定化(宪法化)。此种理解，可从如下三个层次予以阐释。现行宪法不仅提纲挈领宣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还在具体权利条款中以国家名义大量规定国家的义务，特别在经济社会权利类型中。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对宪法及其社会资源分配功能的狭隘理解，割裂了宪法与民主过程的内在关联。15 某项权利得到宪法的认可，就表明宪法须为此项权利的实现，按照特定的程序，将与此权利相对应的义务分配给包括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在内的宪法主体，宪法通过宪法体制安排，明确各个义务主体的职责所在，监督各个主体的义务履行，并为权利的实现提供救济，由此构成一个系统的宪法权利运行机制，也是宪法有关权利实现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

就迁徙自由而言，人口的自由流动不存障碍，问题是如何通过迁徙获取与迁徙地同等的户籍利益，这是改革的重点和目标。但中国宪法却持不同立场，认为公民基本权利实现须仰赖国家

专家由组织协商的机关遴选或者由社会公众推选，并对特定协商事项发表专业意见。[8]新中国成立时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执政策略以制度化形式固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等法律文件是政治协商的制度载体。

该规程2011年8月正式出台实施，我国政治生活中有了首部省级协商规程。2011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11号文件明确将协商民主写进党的规范性文件中，随后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则全面地阐释了协商民主的具体内容[2]，协商民主从一种民主形式上升为一种制度形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层面上的一个重要部分。

党的十八大则进一步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党中央的这一主张也是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盛赞的举措。职务代表主要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其他没有当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党派团体代表。[15]殷啸虎. 政治协商制度法治化的路径分析[J]. 社会科学, 2011(2).第110页。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发展，一些具有民主意识的基层人民群众积极向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建言献策、自觉主动参与到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

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则内生于新中国创立与发展的具体历史实践，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探索的政治协商实践发展的逻辑必然。政治协商制度化后其民主功能日益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政治协商领域不断拓展。

《宪法》第41条规定了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政治协商逐步迈向行政领域之现实表征既体现在行政主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10]中，更表现为政府部门的具体实践。从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实践看，鲜活的实践促进了协商民主的蓬勃发展，使它成为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发展的强大引擎，使人民民主更富活力、动力和生命力。

为强化作用，近年来政协进行了大胆的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够领导其他党派呢？这是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答案是：协商民主。（一）协商民主将迈入制度化和程序化轨道 我国的民主实践中长期将协商民主制度表述为政治协商，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未给政协定位，现在的政协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社会团体，而是我国形成的宪法惯例，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开会，并通过建言献策、共商国事的方式履行政协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职能。其实，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它有着深厚的宪法规范基础，并以此为原点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制度化和程序化。

依宪法为基石的协商民主呈现制度化和程序化、协商方式日益拓展及基层民主协商渠道日趋活跃等趋势。沿着协商民主的历史和现实实践道路，以宪法基本精神和制度安排为烛照，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协商民主的发展新趋势。

然法律上既未对民主监督的法定内涵予以明确，也未界定政协提案的法律性质。政治协商在协调关系、凝聚力量、建言献策和服务大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历史的总结，更是民主的形式。协商民主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人民参与国家权力行使过程的一种民主方式和途径，宪法赋予了公民进行民主协商的基本权利。